也是命运使然，我这辈子竟会与高氏家族结下不解之缘。在往昔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中，我的大半生不仅多灾多难，而且险象环生。就在我处于人生最低谷的状况下，我结识了高氏家族中几个人，可说是不幸中之大幸。
文化大革命时期，人们在文斗武斗中斗得两败俱伤、筋疲力尽之后，就开始了全国性的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，紧接着大批城镇居民也被驱赶到穷乡僻壤。我们这些“牛鬼蛇神”就更不用说，首当其冲，扫地出门。不少人发配到离县城廿多里、与邻县交界的道河公社，其中我和我母亲则被领到廖家坪紧靠河边的一个生产队，并告之这就是我们今后安身立命之地。这一带以高姓居多。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民风的纯朴。我们这些人饱经世态炎凉，罕见地没有遭遇到横眉冷对，就等于是给予了贵宾式的接待，令我们受宠若惊。但不久我便得知，由于我们母子的到来，在生产队内竟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。
原来我们这批人中的大多数，均属老弱病残，被从城镇一脚踢出来，对于本来就贫困不堪的农村来说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但这是既定的国策，不由分说的政治性摊派，谁敢抗旨不遵？在劫难逃的各队负责人还想从矮子里面选将军，尽可能挑劳力强负担轻的。我们这个队是个老病号兼老好人当队长，自然由素来精明过人的队会计高守凡主谋决策。见我的年龄上写的是三十岁，正是年富力强之际，负担自己一个母亲应该没有问题，不致于成为队里的累赘。这的确是一通如意算盘，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一见之下，才知道大大失算了。那时我刚从监狱被放出来，饿鬼般形销骨立，比我母亲还要苍老虚弱，难怪队里的人要七嘴八舌了。
这一来，队长显然经受不住压力，有意原封退回，第一次见面就客气地晓以利害，说本队穷而且苦，每个劳动日仅合一毛钱左右。后来更由上一级的大队干部出马劝我自行选择，可以回自己肖氏祖先发源地。我先前确曾萌发过类似的念头，以为在自己老家那里能够轻易找到保护伞，遇事可避祸消灾。但现时的我，已经被初来乍到的温馨气氛所左右，便效仿刘后主的胸襟与气度，宣称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，决意就地安营札寨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为此，高会计揹的“牙齿印”最多，可他从未向我透露过只言片语，让我初次认识到，他是一个“有肩膀劲”的人。此后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，又是食客。因为我自己的米缸经常滋滋作响，也就在那一带，年深月久养成一个吃百家饭的习惯。渐渐地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。我知道他自幼父母早逝，全凭一股野草般的顽强独自成长起来；读书不多，之所以能写会算，照他自己的说法，都归功于爱看“黄色”小说。其实他指的是水浒、三国演义之类，这是按文革时期的习惯统而言之。他中等身材，脸色黑里透红，浓浓的的两道剑眉之下，目光炯炯，颇具穿透力。每当回忆起他时，在我的印象中，总有一个水浒军师的影子挥之不去。
他生活并不宽裕，拖着久病的妻子和两个儿子，表面潇洒，内心却有苦说不出。谈到妻子的病，他流露出无比的痛惜。那是1958年大跃进时代，全国都被捲入莫明其妙的狂热中，人人都恨不得揪住自己的头发一步登天。那时妻子芳华正茂，美丽健壮又争胜好强，于是被编入了“铁姑娘队”，不分日夜，不计代价的地拿健康和生命去“放卫星”，换言之也就是大干无效劳动。狂热过后，又面临缺吃少穿，饿殍遍野的三年，终于积劳成疾，落下一个肺结核的病根。人称此病为富贵病，他既非大富大貴，自然有心无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爱妻被病魔一点一点地呑噬掉。我初到他家时，见他妻子脸泛桃红，还残存几分凄凉之美，殊不知已经病入膏肓。早年我见过有人练太极、练气功，居然治好结核病，也建议他们照此办理，或有挽救的希望。但当时的农村，既没有安静的环境，又缺乏规律的生活与适宜的调养，真是谈何容易!几年之后，我经历过一段长期逃亡生涯再回故地，到他家时，他妻子已经冰消玉殒，只剩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了。
但他对我这“糊不上墙的稀泥巴”却给予了多方扶持，比如出面担保为我赊购一头小猪崽，希望我能迅速自食其力，起码解决个温饱问题。可这猪跟我一样不争气，长了一年多，还未能脱离启蒙状态，本来是一只可爱的小乳猪，变成了毫不可爱的老乳猪。猪主和担保人都气得肚子鼓鼓的，只有我象是泄了气的皮球。现在看来这不过小事一桩，那时的我却人穷志短，除了赖账，别无他法，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。我那时也太不懂事，竟然不知道担保人是要承担后果的，也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气恼交加。此案最终如何了结，我没有问，他也没有说，成了几十年未解之谜。看来他对我是既哀其不幸，又怒其不争，最后也只能自认倒霉了。
在那里，我的“乐不思蜀”的日子其实并没有过多久。开始还以客礼待之，尽量少让我干重活，由着我悠闲自在了好一阵子：画毛像、刷标语，在每户人家大门上面写个忠字，叫“头顶忠字”，地下用破磁片镶嵌一私字，叫“脚踏私字”。还有心情观赏姑娘、婆婆们奉命在禾场上大跳“忠字舞”。
不久形势越来越严峻，驻队干部、工宣队、治安特派员和治保主任都“发现”并盯紧了我这只“大鳄”，不断地组织民兵对我实施半夜突击搜查和抄家。那正是“一打三反”运动紧锣密鼓、如火如荼之际，最高指示要“杀一批，关一批，…”，后来听说北大的右派女学生林昭，就是当时被处以极刑的。那红色恐怖虽然也搞得我神经紧张，甚至暗中作了逃亡的准备，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我竟然有可能遭到林昭那样的下场。
在驻队的干部中，有一转业军人，看准行情，盘算着以我的尸体作赌注，捞一点政治资本。于是积极策划整理我的材料，并要队里的群众签名。一旦得逞，我必蹈死地，成为“杀一批”里的冤魂。一切都在暗中运作，我自己毫不知情，也许如人们常说的，还在“ 唱雪花飘”。但高守凡却着实为我揑了一把汗，这位“水浒军师”也在运筹帷幄，他让人在队里散布流言，说我“有兄弟姐妹七人”在外地，谁要签名，将来他们追究起来，不知会有什么后果。上面的压力很大，一些妇女、婆婆被逼得流淚痛哭，说：“他又没干坏事，为什么要他死？”自始至终，全队无一人签名。搞得那位策划者灰心喪气，嘆道：“这事不知办不办得成!”最后“没收”了我父亲送我的一本精美日记簿，上面有父亲题赠律诗一首，成了他的战利品，就此不了了之。此事的始末高守凡跟我提过，我是姑妄听之，好象在听别人的故事。多年之后，我接触到海内外一些中国当时的真实历史资料，才吓出一身冷汗。
守凡的晚年，可说是幸福的，这是因为他的孩子很有出息，也十分孝顺。只是我已远在外地，与他虽多次相约，却一直未能相聚。后来他找了个老伴，等于中间隔了个秘书，打电话去不是说在吃饭，就是累了，睏了，想直通电话也不那么容易了。直到他病危、去世，也未能见上一面，等我赶到时，早已阴阳相隔，见到的是一幅久违的遗照，和一堆无情的黄土。
抚今思昔，多少往事都如过眼烟云，但有一件小事却时时浮上心头，令我愧悔负疚，无地自容。那是在我离开廖坪，恢复工作之后，守凡与乡亲们进城来，踫巧遇到，兴致勃勃邀我去看花鼓戏。我给他们买了票，因平日缺乏欣赏花鼓戏的习惯，未能作陪。我隐约察觉守凡眼中的失望。这表情一直困扰着我，仿佛针尖般刺痛我的心。我现在真想陪他看戏，可惜只能等将来在另一个世界相约了。
多年以来，我一直潛心于研究、实践与倡导家庭蜂疗保健，破除蜂疗神秘论，实施蜂疗的大众化、普及化、家庭化，其目的除普济众生之外，私下还有一个重要的愿望，就是让我的至爱亲朋们能够以此强身怯病，延年益寿。所以我写了《家庭蜂疗—健美长寿之道》一书，首先分赠给亲友。但守凡在成书前一年已撒手西去，对他而言，这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了，老天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。如今家庭蜂疗的爱好者已遍及全国除西藏之外的各省市，《家庭蜂疗健美寿网》也已建成开通，这一群众性保健活动正在方兴未艾。九泉之下，如能以此博守凡一笑，予愿足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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